唐永余 || 海派文化与江南文化的内在关联：以开埠前后海上文人雅集为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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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载于ICL Vol. 7 No. 2 Summer 2024
作者简介：
唐永余，上海市历史博物馆（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）副研究馆员，主要从事海派文化、江南文化、博物馆文物研究及上海美术史研究。
摘要：上海古称海上、上洋，靠海临江，宋代因商而崛起形成市镇，元代因港而兴盛由镇升县，明代抗倭筑城，形成上海老城厢，明清时期经济繁荣，衣被天下。上海人历来崇文重教，科举鼎盛，人才辈出，在文学、艺术、收藏、工艺及中西交流等领域都取得了非凡成就，成为江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以港兴市、重商、移民、经世致用精神在明清上海江南文化发展过程中尤为突出。嘉庆初年，上海道台李廷敬发起平远山房雅集，其后李筠嘉发起吾园雅集，活动持续时间长，活动内容丰富，人员广泛，可以说是继扬州、南京雅集之盛况后“所未见也”，一时江南名士汇聚海上。上海开埠后，萍花社雅集、飞丹阁书画雅集再到豫园书画善会和海上题襟馆雅集，从传统书画雅集转向了现代化的书画社团，有固定场所、组织机构和章程，推举有名望的书画家为会长，侧重于书画家的商业推广。书画雅集注重大家合作，关注慈善互助，在绘画风格彼此借鉴，又相互融合，形成了海派书画雅俗共赏、流派自由、风格多元、开拓创新的海派特征，成为海派文化最早起源。开埠前上海江南文化中孕育着海派文化基因，是海派文化之源，两者一脉相承。本文从开埠前后海上文人雅集来解析江南文化中的海派基因，探讨上海江南文化与海派文化一脉相承。
关键词：文人雅集；书画社团；海派绘画；江南文化；海派文化
一、上海江南文化的形成
上海古属华亭，又称华亭海，因居海之上洋，又称海上、上洋；或因地近上海浦，故名上海。在宋代，上海因贸易繁荣，逐步形成聚落、场肆，并设上海酒务。滨江临海，处于海岸线中段及长江内河航运和海上航运的交汇点，上海地位优势为其成为重要贸易港口提供了无限潜能。南宋末年，因吴淞江淤塞，青龙港贸易渐趋转移至上海港，以致人烟浩穰，海舶辐辏，遂设立市舶提举分司，始有上海镇。元朝在上海设立市舶司，开海运漕粮之先河，上海港口贸易进一步繁荣。1292年，割华亭县长人、高昌、北亭、新江、海隅五乡设立上海县，属松江府。上海县初创时，“领户六万四千有畸，岁计粮十有二万余石，酒醋课程中统钞一千九百余锭”。按元时官制，江淮以南凡三万户以上者为上县，又因“生卤十数万”，“号东南壮县”。元末，随浏河港兴起，上海港口优势渐趋被其取代。由于引进木棉和黄道婆带来先进纺织技术，上海很快成为江南植棉之源头及重要产棉、产布之地，到了明代有“衣被天下”美誉。棉布不仅远销湖襄、燕赵、齐鲁等内地，还通过港口远销福建、广东乃至海外。明代黄浦江疏浚、开拓，为上海成为天然良港提供了河道基础。除棉布外，漕粮、豆麦、食糖、茶叶、丝绸及各式百货，在上海港转运，贸易可达南北洋，远至海外。明清时开时禁的海禁政策，使上海港贸易一度沉寂，繁荣的内陆棉布交易兴起。1685年，清廷设江海关于华亭漴阙，1687年移驻上海县城小东门，上海港口贸易再一次焕发活力。嘉庆初年，浏河港淤塞渐趋衰落，清政府漕粮海运试行，上海很快再次成为繁华的贸易港口，有“江海之通津，东南之都会”美誉。嘉庆上海县志卷一风俗中所载：“自海关通贸易，闽、粤、浙、齐、辽海间及海国舶虑浏河瘀滞，辄由吴淞口入舣城东隅，舳舻尾衔，帆樯如栉，似都会焉。”据经济史专家估算，鸦片战争前夕上海埠际贸易总额大致在三千万两白银左右，约占全国十分之一左右，年货运吞吐量接近200万吨。上海港贸易情况与开埠前外国人的调查基本相符。
元代上海县学记碑刻拓片
（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藏）
上海偏东南一隅，处于吴越交界，并不是传统政治文化中心。历代战乱纷争之时，凭借便利的水上交通，上海往往成为移民和隐居的首选地。宋末，大批南迁的士族纷纷定居上海，如下沙瞿氏、上海费氏、龙华张氏、周浦储氏、陈行秦氏、浦东陆氏、沙岗董氏……形成了上海县境内的第一次大规模移民潮。元末，受战乱影响，上海也成为众多文化名士隐居、游历之地，高克恭、杨瑀、王逢、陶宗仪等隐居海上，赵孟頫、黄公望、倪瓒、王蒙等游历于九峰三泖之间，雅集，唱和，著述。明代，上海潘氏、崧泽顾氏、川沙乔氏等等纷纷移居上海县城。宋末设镇，元代升县，因商而起，上海文化底蕴浅、起步晚。南宋景定年间（1260—1264），唐时措、唐时拱兄弟，购镇上韩氏房屋，设置梓潼祠，供奉孔子像，又建古修堂，供诸生肄习之地，作为镇学。上海由镇升县后，镇学亦为县学，但实属简陋，于是寓贵万户费侯，请以己资修葺之，完讲堂，起斋舍。元明历任治者及地方乡绅不断捐资扩建、改建县学多达20余次，上海县学已蔚为大观，为培养上海文化世家打下了基础。据《上海县儒学科贡碑》记载，从洪武元年（1368年）到成化三年（1467年）近百年间取得监生、举人、贡士、进士的上海人多达132人。移民而来的文化世家，加上崇文重教的风气，明代上海县进士多达200余人，举人更是不胜枚举。明末，上海人才济济，为官者勤勉公正，为学者成就显赫，为艺者技艺超群……。陆深以文学书法而著称，顾从义家族以收藏而闻名，王圻以博学著述而得名，徐光启以中西汇通而留名……海上三大名园、顾绣都以精妙雅致而闻于世，明末上海已成为江南文化重镇。清代因受奏销案影响，科举大不如前，但开埠前清代上海县进士也达70余人，并出现了众多科举文化世家，如叶映榴家族、曹垂璨家族、赵文哲家族、陆锡熊家族、乔光烈家族、李宗瀚家族……。清江海关设立后，往来海舶具入黄埔编号，海外百货聚集，各地商人寄居上海者亦逐渐增多，山东、安徽、广东、福建、浙江、江苏各省商人，纷至沓来，会馆公所相继建立。开埠前上海就有会馆公所38家之多，钱庄多达100余家。开埠前上海商业移民亦不占少数，从事海上贸易的人中上海人仅占十之二三，开埠前广东人、福建人在上海者就有数万之众。
上海港口地位优势突出，因商而起，因港而兴，随着海禁政策变化而沉浮。元代因港而兴，明代因植棉、织布而“衣被天下”，贸易繁荣。上海的江南文化与传统重农思想不尽相同，更重商、重工，经商致富者多，崇尚奢华、新奇更甚于江南其他地方。上海科举鼎盛，文人在攻读儒学之时，亦在文化艺术上更加博雅，更注重农业、赋税、治水、边疆等经世之学，著录广博。据《上海通志稿》统计：元明清上海县籍人士所著述的各类经、史、子、集书籍约有2 000余种。开埠后上海迅速从一个贸易繁荣的县城发展成为国际化大都市，这与上海宋末从镇升县的历史何其相似。清代秦光荣在竹枝词中就发现其中的内在关联“千百年前兆预基”，《上海通志稿》的编撰者也认为两者性质是一致的，只是港口贸易的规模不同而已。虽然所处的历史环境不同，不能同一而论，但上海港口贸易地位优势和重商的历史传统是始终存在的，只是在不同历史机遇下发挥的程度不一样而已。在开埠前上海亦是个移民型地域，或因宋室南渡而来，或因躲避战乱而居，或因商业繁荣而寓，移民文化深入上海的江南文化之中。以港兴市、重商、移民、经世致用之精神深深地刻印在明清上海江南文化之中。
二、开埠前的文人雅集
如果说清江海关的设立，是上海港口贸易崛起的关键。那苏松太兵备道（以下简称上海道）移驻上海，则对上海文化发展起到了极大推动作用。1731年，第一任上海道台王澄慧于上海县城东南角，收买民地一十四余亩，建筑公廨。道台负责苏州、松江、太仓辖区内的军事、行政及江海关等事务，官衔为正四品，官衔略高于松江知府，上海的政治地位及影响有所提升。历任道台来沪后都崇文重教，除了继续发展县学外，还建官办书院，开辟了另一条培养人才之路。1738年，上海道翁藻创立启蒙书院，1748年，捐出薪俸将启蒙书院改建为申江书院，1770年改名为敬业书院，皆聘名人为院长，本籍与客籍生员同招，开创了清代上海县官办书院之先河，为历任道台捐薪改扩建书院提供了标杆。上海书院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，吴中七子中的赵文哲、黄文莲、曹仁虎、王昶及任《四库全书》总纂的陆锡熊都曾入学申江书院。
上海道台设立之初，一般一年一任，偶有连任，但更换频繁，以致缺乏对上海长远影响。到了乾隆末年、嘉庆初年，李廷敬先后十任上海道。李廷敬（？―1806）字景叔，号宁圃，一字味庄，沧州（今河北沧县）人。1775年进士，授庶吉士，改户部主事，1789年出任常州知府，1790任江宁知府，1791改任松江知府，1792年兼任上海道，1799年任江苏布政使，1800年任江苏按察使，1802年专任上海道，直至1806年病逝于任上。他自幼聪慧博学，熟读经史典籍，考订古今经史疑义，辑有《二十二史纪传节要》《三通节要》；又擅书，写孙氏书谱尤佳，收集历代书法名迹，刻《平远山房法帖》；又擅诗词，时与袁枚、洪亮吉、吴锡麒、王文治等一较雄长，辑有《唐诗百家选》《列朝词选》《平远山房诗话》等，有《平远山房集》；又痴迷戏曲、擅弹琴作曲，校勘《自远堂琴谱》并作序，所填南北曲，辄付小伶歌之，有家班排练新戏；又好古精鉴，曾得铜琴一张，上镌刻有“薛道衡”三字。他性情豁达，尝游历山林泉石之间，交友广泛，常参与雅集诗会。他任常州知府时，与洪亮吉、赵怀玉即多有交往。他任江宁知府时曾参与袁枚随园雅集，多次拜访袁枚，作《初至随园》：“平闻词赋动江关，短翼飞来幸及攀。不信松乔居海上，能移蓬阆到人间。雄文竟以星云比，续集新收楚越还。四十年来花下隐，能消清福是能闲。”离任时作《移任云间留别简斋前辈》：“昨因承乏来，今为引嫌去。我来我去岂容心？经年喜傍先生住。……”他离任时赠砚给袁枚，砚右侧有袁枚楷书小字题记：“宁圃先生从白下移守松江，出此砚为赠。枚年七十有六”。江南任职经历、广泛交友，为他在平远山房雅集一呼百应提供打下了基础。
清李廷敬刻平远山房法帖石刻拓片
（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藏）
1802年，李廷敬专职上海道后，于官廨平远山房召集名士饮酒、吟诗、作画，一时盛况空前。杨逸《海上墨林》记载：“有诗、书、画一长者，无不延纳平远山房，坛坫之盛，海内所推”。方楷在《吾园雅集记》中记载：“时观察李味庄先生爱士怜才，著声于江左，士以故多归之。”平远山房为李氏官廨，在城东南道台衙署内院。吴锡麒（1746—1818），字圣征，号谷人，浙江钱塘人。他擅骈文，工诗词，名重一时。他与李为同年进士，曾应李邀请多次赴松江讲学、雅集，李氏墓志铭即其所写。1802年二月，吴氏应李廷敬之邀来沪雅集，有《李味庄观察招游上海留寓南园赋谢四首》。夏，与李氏有南园消夏之集，先后曾四集分韵作诗，并作《南园初夏作两首》，其一：“不到一年久，重来款竹扉。老藤盘石瘦，春水上鱼肥。风雨余生在，江湖旧梦稀。”八月中秋，上海平远山房待月，填词《永遇乐》，十八日李氏召集丹凤楼观潮集韵。可见，当时李廷敬雅集除了在平远山房，还集中在南园。南园为明天启年间乔炜所建，亦称渡鹤楼，位于上海县城南，“池通潮汐，时闻水声，木石最为苍古”，园中叠石凿池，曲槛雕栏，筑有明志堂、锦石亭、息机山房、湛华堂、蓬山石远、榆龙榭诸胜。清初，为曹垂璨所得，于园中读书吟咏。吴锡麒撰、铁舟书《上海南园新建斗母阁碑记》载：“南园地旷而幽，为道俗礼真之所，其来久矣。观察李公来巡是邦，子谅和平，民得休息。公事之暇，携二三宾客周览园林，见其花木清森岩壑明秀，憩焉！”赵怀玉《亦有生斋集》卷二十一有1803年《南园》诗，注曰：“去秋吴祭酒锡麒，洪编修亮吉、楚僧可韵皆寓此。”1802年，他们都曾寓居南园雅集唱和。释寄尘与江夏铁舟都擅书画，两人同至沪城，得李廷敬赏识，有《载将书画到江南图》一时题者如云。1803年夏，李廷敬曾召集名士于南园雅集，并作《南园雅集图》，图中人物有李廷敬及其儿子，此外尚有二十客。十二月，李廷敬同洪亮吉、铁舟、何春渚、储香岩、袁朗生、鲍竹坡、顾柏生、林双树、陆祁生、汪小云、改七芗、屠子垣、程刚生、徐二卯作消寒雅集第一集，李氏题跋《南园雅集图》，此后几日内连作四次雅集。1804年，李与洪亮吉、吴锡麒等亦雅集不断，中秋夜曾泛月至吴淞江上，饮宴达旦，各有新诗记事。
李廷敬为北方人，但因常年在江南一带为官，加之又酷嗜戏曲，擅作小令，深谙音律，并善鼓琴，幕府中吸纳了一批戏曲人才，有家班排练新戏。陆继辂《自题洞庭缘院本即呈味庄先生》第八首：“豪丝激竹动春潮，乐府新传海上谣（味庄观察及谷人祭酒、穆堂侍御所作）。我亦歌声出金石，樽前吹裂小红箫。”穆堂侍御为许宝善，青浦人，官至监察御史，工词曲，擅音律，与曲学大师叶堂交游。谷人祭酒是吴锡麒，是诗人，骈文家也是曲家。李廷敬有家班，演出传奇有《秣陵秋》《护花幡》《洞庭缘》。1804年，李廷敬在赴京述职前，“宴客嘉荫堂，歌者孔福方演杂剧中之花魁娘子。瞥有罗浮大蝶飞至，绕伶身三匝而去。祁生孝廉作《仙蝶谣》，而玉壶山人七芗改琦为图，来索题句，盖为祁生作也。”舒位《仙蝶谣》题诗有云：“东海桃花红两靥，南海仙人放蝴蝶。”同作仙蝶谣题诗的人达二十家之多，除了名士外，还有席道华、归懋仪等女史。李廷敬北上述职归来不久，1806年卒于任上。洞庭缘的演出，明丽热闹，使用彩灯并以苏白取悦观众，影响深远。李氏家班排戏与明代潘允端豫园排戏、演戏有异曲同工之处，两人对戏曲非常痴迷，对昆曲、折子戏各类戏曲兼收并蓄，亲自参与编戏、排戏，对于昆曲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。这些也算是海派戏曲发展的江南渊源吧！
李廷敬所倡导的平远山房、南园、吾园雅集，内容非常广泛，有饮酒赋诗、赏月分韵、消夏消寒、作画题诗……与以往的雅集亦有不同，他改变了以往亲朋、师友之间偶然吟咏雅集。因其持续时间长，参与名家广，赢得良好口碑，文人雅士纷纷来投，其中有书画家改琦、康恺、铁舟、寄尘等，有戏曲家陆继辂、钮树玉、舒位等等，有女史书画家归懋仪、席道华等，诗人名家洪亮吉、吴锡麒、赵怀玉等更是数不胜数。在雅集形式上，不仅限于分韵作诗，还有雅集作画，以画题诗，观戏作画题诗相结合，形式多样。特别为江浙沪皖文人交流提供了一个大平台，提携了大批年轻人，上海康恺、褚华因李推荐而被袁枚所赏识，归懋仪拜袁枚为师亦经李介绍，改琦得以与众名家交游，李筠嘉吾园雅集兴起，都得益于李廷敬的赏识和推崇，扩大了上海本地文人的交友范围和影响力。方楷在《吾园雅集记》：“嘉庆八年（1803）十月，余来沪城盘桓匝月，四方因观察至者亦数辈，皆一时知名士。沪城能诗词文章，精书善画者复不乏人。主宾款曲，欢极平生。自维扬、吴门以来未之有也”。
李筠嘉（1766—1828），字修林，号筍香，上海人，以例贡生官光禄寺典籍。生平喜藏书、校书，所居为明朱察卿之慈云楼，藏书4 700余种，数万卷，请周中孚仿《四库提要》体例编成《慈云楼藏书志》，龚自珍为之作序：“而上海李氏，乃藏书至四千七百种，论议胪注至三十九万言，承平之风烈，与鄞范氏、歙汪氏、杭州吴氏、鲍氏相辉映於八九十年之间……。”1799年春，他购得城西南隅隙地数亩，加以修葺，流水环绕，养鱼种竹其间，并名之吾园，园内有桃百株、竹千杆、鱼数千、豢鹤二，园内有带锄山馆、红雨楼、潇洒临溪屋、清气轩、绿波池、鹤巢等诸景，“暇辄与二三朋好啸咏其中，彼此忘形不辨宾主，以为吾之园也可，即以为非吾之园亦无不可，客意解而退。”他又精于鉴赏，藏金石、书画、碑帖，并刊《宝书堂集》《水蜜桃谱》《清团阁集》《松雪斋集》《痘证宝筏》等书。他亦擅书，尤擅窠擘大字，“吾园”题刻即为其手笔，明陆深《瑞麦赋》《行书王元章梅花诗》石刻皆藏吾园。他又乐善好施，尤喜雅集吟咏，结交名士。1803年，李廷敬发起消寒雅集第三集即在吾园举行，洪亮吉作纪事诗《十二月四日，消寒第三集，筍香招同味庄观察及何春渚、鲍竹圃、储香岩、林双树、褚文洲、改七芗、陆祁生、徐二卯并铁舟上人、喆昆复轩吾园小集。时余以明日旋里，承诸君子皆作诗相饯，醉中赋此留别》，《春雪集》中有诸人赋诗以赠。
清李筠嘉《春雪集》
（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藏）
《春雪集》为李筠嘉所集吾园雅集文人诗集，共六卷，诗余一卷，其中共集137人214篇诗词，有纪年作品最早为1803年，最晚为1816年。其内容涵盖了招饮、畅游、饯行、消寒、消夏、赏菊、观荷、看桃、玩鹤、弹奏、题画等，其中《春渚晓吟图》题诗多达四十余篇，此外请钱杜绘制《红雨楼图》，名家题诗亦多。从这些诗篇作者籍贯可以看出，最多为上海县文人30人。如果以现今行政区划来看，上海市文人接近一半，其余依次为江苏、浙江、安徽、福建，此外还有河北、山东、湖南、湖北、四川、广东、广西等文人作品，另有16人籍贯并未注明，诗集中凡上海人都不注籍贯，其中籍贯不详诗人或许为上海籍，待考（详见《春雪集》作者籍贯统计一览表）。有些人或为官在上海，或寄附官员幕府，或来沪交游。参加吾园雅集的名家，除了上述有诗文记载外，尚有参加雅集并未留下诗篇的人不计其数。其中大多数为诗词名家，其中也不乏改琦、康恺、钱杜、孙坤、瞿子冶、曹洪志、乔重禧等书画家参与其中，这期间也留下了不少画作。吾园雅集时，留下了《春渚晓吟图》、钱杜《红雨楼图》、孙坤《吾园图》、王埙、改琦合作李筠嘉画像等名家画作，可惜未见。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则收藏一幅《李筠嘉仗乡图》，不仅是李氏雅集的重要文献，也可以让后人得以瞻仰乡贤风采。1825年，恰逢李筠嘉六十岁寿辰，胡维翰作画像以祝寿。图中李筠嘉一手持竹杖，一手捻胡须，神态儒雅，悠游自得，徐渭仁以隶书“杖乡图”题字，裱边有郭麐、吴信中、改琦、许乃大、许乃济、许乃钊、屠倬、沈捊彝、毛鼎亨等江南文人题诗祝寿。改琦《红楼图咏》亦是诞生于吾园雅集的名作，可谓呕心沥血，为其生平之精品。改氏长期寓居吾园，也是吾园雅集重要的发起者之一，图成后为李筠嘉收藏。除了有改琦绘红楼梦人物画像外，还纷纷邀请名家题咏，有《春雪集》中记载的名家，也有稍晚的顾春福、徐渭仁、罗凤藻、武念祖、张问陶、吴荣光等近20位名家。据顾春福题跋：“红楼梦画像四册，先师玉壶外史醉心悦魄之作，筍香李光禄所藏……忆丁亥岁，薄游沪渎，访光禄于绿波池上。先师亦打桨由泖东来，题衿问字，颇极师友之欢。暇日曾假是册，快读数十周。越一年，先师光禄相继归道山。”1827年，改琦所作《红楼梦图咏》就已成书付梓。在改琦、李筠嘉相继去世后，画稿外传，后经淮浦居士重编刻印《红楼梦图咏》四册。
1825年胡维翰画李筠嘉杖乡图轴
（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藏）
《春雪集》作者籍贯统计一览表
注：本表根据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藏带锄山馆版《春雪集》中所载籍贯而录，其中有籍贯相同，别称不一样的，皆从原署。未署籍贯的，根据现有资料可以查证的，进行补充，不能确定的暂列不详。
李廷敬发起的雅集从平远山房到南园，再到吾园，因李筠嘉博雅好客，使得吾园雅集在李廷敬去世后仍然延续了二十余年。龚自珍对吾园雅集极为赞赏：“吾生平话江左俊游宾从之美，则极不忘李氏，东南顾翛翛踞天半矣哉”。顾春福亦言：“光禄好客如仲举，凡名下士诣海上者，无不延纳焉。”龚自珍父亲龚丽正来任上海道时，延续李廷敬雅集之风，雅集颇盛。龚自珍作诗《乞籴保阳》其三：“默默何所扪，忆丙子丁丑。家公领江海，四坐尽宾友。东南骚雅士，十或来八九。家公遍觞之，馆亦翘材有。……”李筠嘉去世后，徐渭仁广交友，富收藏，与张廷济等金石家交往过密，将露香园故址修葺一新，购张燕昌重刻天一阁藏宋拓石鼓置于园中，刻春晖堂帖。王寿康招邑中能文者，月角艺于曙海楼，刻《同仁会艺》，收藏刘墉书法刻曙海楼帖。明代顾从义家族收藏以“顾恺之女史箴图、李伯时蜀江图、九歌图及潇湘图”四美图而闻名，收藏书画、法帖、印章、书籍等等极为丰富，可以与嘉兴项氏、吴门文氏、太仓王氏相抗衡。海上玉鸿馆雅集当时也是盛极一时，璩之璞、董宜阳、莫是龙、朱察卿、沈嘉则吟咏不断。贾似道藏淳化阁帖先后被顾从义、潘云龙两次刻石，张旭、赵孟頫名迹亦刻石邑中。或许开埠前的文人雅集、收藏、刻帖等等，有着明末文化繁荣的传统和渊源吧！
平远山房雅集和吾园雅集参与者大多数是诗人，或者诗人兼书画家，雅集形式大多数为分韵赋诗，其间偶有作画，多数为雅集图、行吟图、园景图，偶有花卉图等，并依画赋诗题咏，因此还不能称之为书画会，也算不上书画团体。但雅集为书画家提供了交际、交流平台，提升了他们名望，提高了他们艺术水平，并在上海留下了众多作品。开埠前夕，1839年，常熟画家蒋宝龄来上海避暑，寓居城隍庙南之小蓬莱阁，名士书画雅聚无虚日，或泼墨作山水，或调丹写折枝，各善其盛，亦一时韵事，称小蓬莱书画雅集。瞿子冶、乔重禧、徐渭仁、费丹旭、姚燮等参与其中。参与雅集的人都是书画家，内容也多以笔墨雅集为主，因此高邕在《海上墨林》中认为“此殆为书画会之嚆矢”。此次雅集是由以砚田为生的画家蒋宝龄所发起，改变了仅仅是文人抒情畅意的目的，似乎有通过雅集推销自己、推广画作之嫌，但它却开海派书画雅集之先河。
开埠前上海文人雅集鼎盛，活动持续时间长，活动内容丰富，人员广泛，可以说是继扬州、南京雅集之盛后“所未见也”。来自江浙沪皖文人纷纷汇聚于此，赋诗、作画、饮酒雅集，促进了彼此交流，对上海本地诗人、书画家、收藏家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，为海派书画雅集提供了雅集传统和渊源。
三、开埠初期的文人雅集
开埠初期，上海在经济上迅速崛起，但在文化上仍然以老城厢传统江南文化占据着主导地位。1853年，太平军定都南京后，因受太平军影响上海老城厢发生了小刀会起义，1855年被清政府与外国势力所镇压。此后，上海县城及租界却一直未被太平军攻占，成为江南少有的避难之所。1860年代，太平军攻克了杭州、苏州等江南重镇，周边大量官绅、文人、书画家、平民纷纷涌入上海避难。
在1860年末1861年初之间，吴宗麟在上海县学署问字亭消寒，举办萍花诗社。1861年冬至到1862年重阳间，在牧龙道院共举办六次雅集，有二十四人参加。随后萍花画社于牧龙道院西圃成立，并请钱慧安、包子梁、王礼三人合作《萍花雅集图》。1864年，吴宗麟为雅集图作题记，并将雅集图和题记刻板，保存在钱塘闵鲁孙处，并为每位参与雅集的人赠送四幅拓片。在吴宗麟给朱仁峰书札中记载：“《雅集图》已刊成，在鲁孙处。因拓本以天潮不能从速，每日仅止四副可拓。同社诸君已开单交鲁孙，每位送四副；如再要，不妨函致鲁孙照数续榻，极易之事。且诸同社亦必有转送之处。现因限于时日，不能多拓。弟入都亦必带数十副去，故止能先送四副。”杨逸《海上墨林》卷三寓贤吴宗麟介绍中，依据钱塘闵翔藻手中拓片记录题记全文：“咸丰庚辛间，余既举萍花诗社，消寒于上海县学署问字亭。同治壬戌，复就城西牧龙道院之自在楼船，集江、浙诸名士结夏于中，仍名曰萍花，从其同也。起短至迄重九，凡六集，集二十四人。去沪之日，诗集既付剞劂，画社亦就道院西圃，倩同社钱吉生、包子梁、王秋言三君共成斯图，貌二十四人于上。其据冬青舒长卷者，东为秀水周存伯，西为长洲严起云。依严坐次若有所评论者，则太仓倪夔侯也。次则茵褥，并坐为陶锥庵、朱梦泉二公，皆嘉兴人，居平至契多所欣赏。又次，则徘徊阶下乃吴江翁百城。与百城并肩，左手指画讲论者，即子梁也。其间有平台方丈依几端坐执卷置膝者，吴江朱仁峰。其后据石仰视撚须者，为无锡秦君谊亭。以余与谊丈同客京师，故貌余于隔座，凭几执笔作构思状。几上设古瓶，插菊数枝，明迄于重九也。转平坡折而西下，有短栏一道，栏外有倪小圃、刘竹漘。并肩踯躅平台之后拾级而上，则吴县钱云巢，长洲吴清卿在焉。循石而前，秋言、吉生与朱梦庐抵掌道故。最后趺坐石次者，则同里姚师岑芝。其依石作画者，为顾梦芗。对梦芗谈笑之美髯公则俞少甫也。俞顾二公齿最长，名亦最著，群推为社长焉。小农闵君则翘足延企。侍立执卷者，即其长君鲁孙也。末后正襟隅坐，若涉遐想者为费廉卿。骈足回视者，则嘉善陆静涛也。是举也，若工书，若工画，若者专精，若者兼长，名世、寿世必另有以足副者，斯图云者不过志一时鸿爪而已。异日展玩之余，不啻如亲诸君子謦欬。至于人琴之感聚散之缘，即今日已不胜感慨系之矣。同治三年嘉平钱塘吴宗麟记。”
早年黄可先生曾见“萍花社”与会书画家集体创作的两帧金笺折扇面画（都是“萍花社”第七次集会时作品）。其一，金笺折扇面上画有彩墨芙蓉、兰花、菊花、紫薇等花卉折枝，左上方有题记：“薇卿仁兄大人属，甲子七月，廿又三日，萍花社第七集，朱仁峰写芙蓉，朱梦庐蓝菊，闵鲁孙建兰，秋道人王礼紫薇并为署款。”右下方钤有“萍花社”直长方小印一方。此金笺扇面为当时上海市文化局吴景泽同志收藏。其二，金笺扇面上画有菊花、芙蓉，梨、葡萄等蔬果花卉，右上方的题记是：“渊如仁兄大人雅属，同治三年甲子七月廿又三日，萍花社第七集，朱仁峰写墨菊，朱梦庐作芙蓉，陶锥庵画秋梨，予补葡萄并署款，沪上客秋言王礼。”此金笺扇面由当时上海博物馆顾景炎同志收藏。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则收藏了《1861年七夕一粟庵雅集图》，款识：“辛酉七夕胜社第三集同人仍集于一粟庵，友琴先生出佳纸，嘱为补图，包子梁画柳堤、槿篱，顾梦芗作殿阁人物，吴清卿写竹，朱梦泉补残荷秋卉，秦谊亭绘杂树并识于沪城之梦画楼”，并钤：“秦炳文”白文印、“宜亭书画”朱文印。可知，此作由包子梁、顾春福、吴大澂、朱熊、秦谊亭等多人合作绘制而成，所绘为当时文人在一粟庵雅集场景。此作作于萍花诗社成立之后，书画社成立前一年，而参与者均为萍花社成员，一粟庵与牧龙道院都位于上海城西相隔不远，同时都是当时文人避难寓居、雅集之地，或许此作正是萍花诗社过渡为画社前的一次书画雅集。它不仅再现了海上文人雅集的场景，也展示了当时上海老城厢一粟庵的历史风貌。
1861年七夕一粟庵雅集图横批
（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藏）
吴宗麟，字子绂，号冠云，室名可长久室，钦赐举人，官户部贵州司郎中，善画米家山水，工书，为当时上海道台吴煦之子。1860年，吴煦任上海道台，时值太平军第一次进攻上海，他向英、美、法借洋兵，勾结美国人华尔组织洋枪队，干涉太平军进攻上海，最终上海成为江南的避难所。吴宗麟具备了文人加官宦地位的双重优势，因此他发起雅集，得到了江浙文人广泛响应。从雅集人员来看，这些人大部分都是来自江浙书画家，所以才会从诗社转化为画社。当时他们因避难来沪，面临生计问题，必然希望依附权贵文人，通过雅集来提高声誉。顾春福、俞礼、吴大澂、秦谊亭、朱熊、朱偁、王礼、包子梁、钱慧安等构成了早期寓沪的书画家群体，其中部分传统文人进而转化为作品商业化、身份职业化的海派书画家先驱。
萍花书画雅集开启了名家合作模式，是否参与了当时书画市场，不得而知。但当时上海书画市场是极为繁荣的，江苏巡抚薛焕因苏州陷落，居上海办理洋务，因性耽书画竟设立书画局，以便买卖，后来因被人参奏而不得不停办。张鸣珂曾在《寒松阁谈艺琐录》中写道：“道光、咸丰间，吾乡尚有书画家橐笔来游，与诸老苍揽环结佩，照耀一时。自海禁一开，贸易之盛，无过上海一隅。而以砚田为生者亦皆于于而来，侨居卖画。”商业的繁荣为书画家来沪提供了市场，躲避战乱为书画家来沪提供了机遇，面对逃难的生计问题，对于许多书画家不得不以适应市场需求为导向，因而风格雅俗共赏、题材耳熟能详、喜庆吉祥的海派书画特色渐趋形成。早期来沪书画家，一般都集中在商业繁华传统文化深厚的老城厢城隍庙以及豫园附近。笺扇庄在为书画家推销作品提供生活上的帮助，为交游雅集提供便利。笺扇庄，顾名思义，主要是经营笺纸、扇子以及其他文房四宝的店铺。《沪游杂记》卷二：“笺扇铺制备五色笺纸、楹联、各式时样纨折扇，颜料、耿绢、雕翎，代乞时人书画”。润例将书画家与笺扇庄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润例，又称润格、润笔、润单等，指付给文人作诗、文、书、画的报酬。书画家一般订好润例，送到笺扇庄制成价目表。顾客来笺扇庄求画时，根据润例订购，然后由笺扇庄联系指定画家，画好后再交由笺扇庄卖给顾客。笺扇庄通过收取墨费获得酬劳，很多润例中都规定笺扇代收取墨费。葛元煦《沪游杂记》卷二中介绍：“上海为商贾之区，畸人墨客，往往萃集于此，……，（其最著者）画家如张子祥熊、胡公寿远、任伯年颐、杨伯润璐、朱梦庐偁诸君，润笔皆有仿帖。”仿帖是当时笺扇庄、书画店为不同档次的书画家所设的润格标签，即一个账本式册页，上面写有书画家姓名，标上人物、山水、花卉、翎毛、书法的尺寸和标价，来购书画的人就根据这个标签上的价格向书画家订件。上海贸易之盛，重商的传统逐渐渗透到书画领域，上海书画商业市场机制逐步建立，书画市场不断扩大，笺扇庄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同治年间，豫园得月楼笺扇肆，为当时海上书画家必到的游憩、聚会、雅集之地。笺扇庄主人便有飞丹阁书画雅集，参加者有王礼、胡远、张熊、任伯年、徐祥、蒲华、杨伯润、吴昌硕等海上名家。书画会内设书画买卖部，有雅集茶室，供书画家书写作画，还提供外地书画家借宿。任伯年来沪时，没什么名气，画作无人问津。后经过胡公寿介绍，在古香室笺扇庄画扇，为他提供了站稳脚跟的便利条件。飞丹阁书画雅集使传统文人雅集开始向海派书画雅集转型，更重于书画家的市场推广，为他们提供帮助和服务，提供交流的场所，在书画家和买家之间搭建桥梁。
到了光绪年间，豫园书画善会和海上题襟馆则已经不仅限于商业化推广，实现了书画社团组织现代化，有固定场所、组织机构和章程，推举有名望的书画家为会长。书画善会书画雅集，强调大家合作，注重慈善互助，在绘画风格彼此借鉴，又相互融合，形成了海派书画雅俗共赏、流派自由、风格多元、开拓创新的海派特征，也成为海派文化最早起源。虽然海派书画雅集组织众多，但传统文人诗书画雅集也一直存在，如徐允临于城北徐园举办诗会，新四美轩菊花诗社、南园蓬山不远文会、杨柳楼台吟社等诗会雅集。特别是清末民初，大量遗老遗少寓居上海诗书画雅集更加频繁。仅以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收藏的海派书画藏品为例，就有薛时雨沪渎从军图册，寿黄雅集唱和诗册，潘飞声草堂唱和图、翦淞阁唱和诗册，海滨修禊图卷等等都记录当时各种文人雅集，在名人文集中相关史料更是数不胜数。
结语
从上海兴起的历史来看，上海因商而起，因港而兴，能否发挥上海港口地位优势与上海的兴衰息息相关。上海移民重商、经世致用、尚奢尚奇等因素在历史发展中不断积淀，融入上海文化血脉之中，这些因素恰恰与海派文化开放、多元、创新不谋而合。开埠前的文人雅集，参与人员之广，持续时间之长，影响之大，体现了上海开放与多元，交流与互动，为海派书画雅集提供了历史传统，也为海派书画发展提供了借鉴。
开埠初期的雅集延续着文人传统，但书画市场的形成，将雅集不断推向商业化，形成了早期的第一代海派书画家。而豫园书画善会及海上题襟馆的书画雅集，真正地实现了海派书画雅集现代化，不仅将海派书画发展推向了顶峰，也使得海派书画家得以参与社会慈善，形成具有凝聚力的社会团体。开埠前后书画雅集，逐步实现了从中国传统文人书画向海派书画转型，推动了海派书画雅俗共赏、风格多元、开拓创新的海派特征形成。因此开埠前后书画雅集的变化，正体现了开埠前上海江南文化和开埠后海派文化不是割裂开的，而是一脉相承的。上海江南文化中孕育着海派文化基因，是海派文化之源之本。
原文载《国际比较文学（中英文）》2024年第2期。因微信平台限制，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。如需查阅或引用，请点击文章左下角“阅读原文”或扫描下方二维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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